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对行政诉讼也将产生重要影响,需要司法及时回应。

为了保证公共服务的连续性,一是公共服务政策一旦确立下来就应在一定时期内起作用,尽可能保持稳定,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社会组织能够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以及有些不宜由政府直接进行干预的事务。

政府把本来不该管而应由社会来管的事还给社会,从而更好地管好该管的事。(四)关于公共服务公益诉讼 目前在行政诉讼中还没有明确规定公益诉讼,从审判实践看,类似于公益诉讼的行政案件大量存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主要保护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虽然随着司法实践的推进,权利范围扩大到一些社会权利,但是目前来看还比较窄。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公众着想,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所有需求,需要政府不断强化其服务职能,如此,政府必定需要更多的职能、权力、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很可能导致政府权力再度膨胀。(一)关于涉及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的案件性质及特点 服务型政府法治化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以及将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

具体来说,服务型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提供服务等是由公众的需求决定的,管制型政府提供的服务往往较少考虑公众的需求,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怎样提供服务是由政府自己决定的。第四,建立公共服务的定期评查或评价机制,及时调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内容。单一制是中央集权，联邦制是地方分权，但二者都是统一的国家，因此从统一的国家这一表述中难以推论出我们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

第二十三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招收人员时，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和牧区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开始修正有关理论和政策，1946 年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没有再提联邦制，而是规定: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但总体上看，我国仍然是单一制为主的。第二，民族自治地方没有联邦制下地方所享有的那种独立性较强的立法权，虽然民族自治地方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但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需经中央批准(不是备案) (《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

在世界多元发展、政治日益文明的今天，我们应当反思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尽量求同存异、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多元一体，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输血式的经济扶持也应有所调整，应当承认和培育少数民族人民自身改变命运的能力，帮助他们找到适合本民族地区地理、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相形之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其自治权虽然不及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 但也明显不同于省、直辖市地方。

由于很多汉族地区的选举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实，因此搬到少数民族地方的选举也大多没有完全实现。二是行政方面的自治权，包括四个方面: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第一百一十七条)，自主管理经济权(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自主管理科教文卫权(第一百一十九条)，组织本地公安部队权(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权虽然比一般的省、直辖市要多(如享有财政经济自主权，科教文卫的自主管理权，组织公安部队权，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等)，但与联邦制下的地方政权相比还是要小些，表现为各项自治权力都有或多或少的限制，如《宪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我国1954 年《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的内容与此类似，但在培养对象上增加了少数民族妇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宪法》第八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有权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而联邦制下的州议会一般都有较为独立的立法权，其制定的法律无须联邦议会批准(只是若与中央立法相抵触，一般遵循中央优先的原则)。

本民族的全体成员直接实行自我管理(类似于直接民主)，在中国、在当下可能既不现实，也未必需要。三是其他方面的自治权，主要表现为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如在国家开发本地资源时适当照顾地方(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有权使用当地语言文字(第一百二十一条)，国家在经济、文化和培养民族干部及相关人才等方面给予帮助(第一百二十二条)。

第七十条: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调派适当数量的教师、医生、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参加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对他们的生活待遇给予适当照顾等。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虽然有多方面的差异，如后者享有的权力比前者大得多，但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脱离原国家而独立的权力。

《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宪法规定的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更是明显地表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有一些非单一制的因素(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不是单一制而是联邦制的特点。5．中央有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只不过它不是在强调各民族历史上的功劳(共同缔造)，而是在描述现实———我国不仅过去长期是、目前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国家内任何地方政权都无权自行决定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归属中央。如果说民族区域自治是准地方自治，那么特别行政区则是标准的地方自治，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为我国单一制中的联邦制因素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6．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模式基本一致。单一制主要体现在中央和省、直辖市的关系上, 这是我国结构形式的主色调;联邦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及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上, 反映了我国结构形式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中央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是权力下放，也可以是政策优惠，可以权力下放，也可以不下放，可以下放这些权力，也可以下放那些权力，可以下放权力，也可以收回权力，主动权完全在中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而怎么表述中国既不是联邦制又不是纯粹的单一制这样一种复杂的结构形式, 立宪者们或许一时找不到准确的法言法语, 因此在宪法上留下了空白, 这也给后人解释宪法留下了空间。即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代表、人大主任、行政首长是通过当地民主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沿袭这些民族的历史习惯———由当地世袭的头领进行治理，这等于把国家较为先进的政体形式搬到了少数民族地方———这一进步是国家推动的，可见国家结构形式虽然不能等同于政权组织形式，但二者确实有密切关系。

同时考虑到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复杂居住情况，宪法还照顾到居住地的各民族的代表性，如《宪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2．自治地方没有脱离权。这类似于历史上中央王朝的以夷制夷，即用本民族的干部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而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针对的是所有地方，而不是特指民族地方，其中并没有地方分权的意思，只是中央统一领导时要把握的政策。

其中中央的统一领导应解释为中央集权，这是单一制的特征。1982 年《宪法》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党从幼年时期提出联邦制，到成熟时期改用单一制(包含民族区域自治的单一制)，反映了党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从革命党的激进气质到执政党的务实作风的转变，一个多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稳定成为其首要考虑。地方自治主要有自治主体、自治依据、自治权三方面的内容。

以夷制夷中作为治理者的夷(即夷头而不是被治理者的夷民)过去是世袭的贵族王爷，现在是由该民族的民众通过选举选出的代表(至少法律层面上如此)，这是当地政体的巨大改变，相当于废除了比汉族的君主专制还要落后的头人制度、土司制度等政体，转而实行间接民主的代议制。同时将其主体落实到更为具体的自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两方面，并将培养的形式具体化了:如第二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录用工作人员的时候，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优待、鼓励各种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地方各项建设工作。

四、不纯粹的单一制其不纯粹之处主要体现在地方自治 我国单一制下普通的地方政权是省和直辖市，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单一制下特殊的地方政权，其特殊性表现在一定程度的自治。4．中央政府有对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权。一个典型的单一制国家是不应该有地方自治的, 而我们不仅有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面积还非常辽阔 (虽然人口不多) , 这些地方历史上又长期有自治或半自治的传统, 与中原的地理界限、政治关系时有变化, 中原的华夏民族没有绝对的种族界限,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了周边的蛮夷, 化夷为华。相形之下，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通常享有这一权力，如 2012 年 10 月 28 日受飓风影响，美国东部沿岸新泽西、弗吉尼亚、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缅因、纽约、康涅狄格等多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13 年流感季来势凶猛，纽约州州长科莫 1 月 12 日宣布纽约州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由于大范围的流感疫情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蔓延，该州最大城市波士顿的市长汤姆·曼宁诺 1 月 11 日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只能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1945 年在党的七大《党章》中仍然提出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3．中央有地方建制和区域划分的决定权。

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虽然我们的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立法机关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